策略吧一开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怎么慢慢转变的？

1945年，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形影不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往往与两个人的合作有密切关系，即双星现象。在建党之际，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合作，被称之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比较稳定的，合作时间比较长的，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了。他们相识在大革命时期，直接的合作共事则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前期。周恩来与毛泽东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不是往常所讲的1926年，也不是1935年，而是1932年攻打漳州之时。

始自大革命时的双星相知

周恩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的国共合作时期都崭露头角。毛泽东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过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这以后，两人有了一些共同的经历。大革命失败，两人都举起了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湘赣秋收起义。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缺席受到“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个转战在偏远的湘赣闽粤的深山农村。但通过组织系统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1928年党的六大，周恩来在会上作军事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从这时起，大约有8年之久，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的活动；在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更是毛泽东的“班长”，或顶头上司。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是党所领导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革命武装，周恩来对于这支部队十分关注。但是，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由于对形势的估计比较忧虑，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提出让朱、毛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遭到了敢于“抗上”的毛泽东的批评。对于此事，两人后来很少提及，但无疑使彼此间多了些了解。周恩来没有对毛泽东不悦，而是承认“二月来信”所谈分散问题确有毛病。为解决红四军的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周恩来提出让红四军派得力干部到中央汇报。这才有了陈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报告，并带回了主要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和经他审定的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于毛泽东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维护，以它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红军受挫赣州与攻克漳州显现双星关系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直接共事，是在（1931年12月）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履职，从毛泽东手中接过苏区中央局的一把手职务之后。他既要主持全面工作，但主要负责军事领导。对于军事工作的决策，又发生了与1929年相似的情况，即第一次错了，第二次正确。

第一次决策是（1932年1月）没听毛泽东的意见攻打赣州。周恩来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但肩负着临时中央交代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使命。他很尊重毛泽东，首先向他征求能否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不具备打南昌的条件。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周最后却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1.4万红军攻打了33天，城未攻下，伤亡竟达三千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这次失败，尽管临时中央没有批评周恩来（因为是执行其强攻指令），但红军兵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深感内疚。

第二次决策是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直下漳州。红军从赣州撤围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会议上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两路向北发展。毛泽东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泉。

周恩来这一次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闽西进军。毛泽东判断正确，敌军弱势，1932年4月10日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

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克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中，他虽然不能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从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而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爱、照顾和维护。比如：

在漳州大捷半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顽固坚持要撤毛泽东的军职，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申诉，希望让毛泽东留在军中，协助指导前方作战，自己只“代总政委”，而将“总政委”仍署毛泽东。但半个月后，临时中央仍宣布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在福建建宁合影

在1934年1月中旬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尽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被免去。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似无此必要”。但博古等坚持原议。

在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准备长征时，周恩来作为中央“三人团”成员，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电告在于都的毛泽东了解这一带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将详细调查的情况作了报告，同时提出要留在赣南打游击。周恩来见信后急了，匆忙赶去于都劝说毛泽东随队转移。两人彻夜交谈，周恩来更加感到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在红军突破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的十分危急时刻，负责指挥部队抢渡的周恩来，一直坚守在东岸渡口焦急地等待毛泽东。当看到毛泽东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当时，周恩来是上级领导，毛泽东是被贬的随军下级。但周恩来对毛泽东丝毫没有怠慢，如同后来两人地位倒过来之后对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说明周恩来的心目中已将毛泽东视为比自己强的领导。

遵义会议开始的双星磨合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实际核心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从遵义会议后，就开始了周、毛双星的合作。最初的主星座是周，因为遵义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受政治局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即最后的决策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又明确了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周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

遵义会议画作

这在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在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努力抗争，但他没能说服大家。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说服了周恩来、朱德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销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由于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实际上在发挥核心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周恩来作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既要管全盘，保证军事战略方针不犯此前博古、李德那样的错误，又因临事而惧、举轻若重的工作作风，巨细之事都要操心，因此在过雪山之后过草地之前累病了，患了肝病和痢疾，不能工作。在8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代替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9月12日，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红军实行改编，成立了五人团，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周恩来在内，负责整个军事领导。这样，毛、周双星的主星座位置就完成了转换。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党的军事领导都是以毛为主，周为首辅。

转战陕北明确的星座运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周恩来的工作变化较大，比较多的时间不在延安的中央中枢工作。从领导职务和工作关系看，两个似不存在双星关系。但从工作范围看，一个在中央中枢，一个作为中央的全权代表在国统区，这也可视为一种双星关系。

解放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完全回到延安，参与中央中枢工作。从毛泽东转战陕北开始，一种新型的双星关系明朗化。这就是，在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是统帅，一个是协助统帅、负责落实战争计划部署的总参谋长。

建国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